上海造币有限公司副总工艺美术师罗永辉说，评价一件艺术品的优劣，往往在于它有没有“东西”。这“东西”是什么？他认为，这“东西”，是能够牵住你灵魂的所在，是直抵人心的力量；这“东西”，就存在于物的体内。它不是应时变换的标语口号，更不是装腔作势的外在表演，而是用需要被破译的语言，进行着对心的“启发”与“唤醒”。
创作有“东西”的作品，是罗永辉每天的“主旋律”。即便是在出差中，他也把工具随时带在身上。对他而言，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也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他的灵魂似乎就这么被“东西”占据着。
“没有最满意的作品，只有最难忘的三件事”
四十年如一日勤勉工作的罗永辉，称得上作品等身。他设计的一些金银币和章牌作品，如今也被认为是一种“标准”，收藏者和投资者青睐有加。但是，回顾过往，他却说：“没有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只有最难忘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当属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罗永辉说，他与奥运有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开始设计奥运纪念币；雅典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他都在现场；北京奥运会他受聘担任奖牌评审委员会评委，奖牌生产受聘担任奖牌设计制作工作组专家。
这缘分让他一口气忙活了５年。奥运纪念币设计，奥运币图稿修改，奥运会奖牌设计，奥运会奖牌评审，残奥会奖牌评审，奥运会特许商品设计，奥运币浮雕竞标，奥运币样币竞标，奥运会奖牌生产……扳扳指头，还有许多。回忆起来，历历在目。
2006年1月11日，北京奥组委面向世界公开征集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方案，并定向邀请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中央美术学院等11家专业机构参与奖牌设计工作。罗永辉倾情参与其中，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就设计出了名为《圣火》的方案。这样的速度，源于对题材的熟悉，也源于日积月累的对政治题材处理的经验。但之后不久，罗永辉就接到北京奥组委通知，鉴于他的专业成就和社会影响，中国雕塑学会推荐他担任北京奥组委奖牌评审委员会评委。同时告知，当了评委，就不能再具体设计奖牌了。但因作品已经完成，《圣火》就以罗永辉学生的名义参加了选拔。应征作品265件中，先选出10个方案做实物，又选出3个方案入终选。《圣火》名列其中，另外两件是中央美术学院奥运中心集体设计的《佩玉》和《星云》。最终，执委会最终选择了《佩玉》,《圣火》以微弱差距落选。
虽没有成为奖牌方案，但《圣火》里的“东西”依然闪烁着夺目光芒。这个设计用比较少的语言，表现出比较多的内容。且和会徽有一定呼应：一个是中国印，一个是中国书法的行草方式，自有韵味。“人类向着太阳奔跑，划出一道道起起伏伏的弧线，希腊人将她连向崇尚英雄的奥林匹克赛场；中国人将她融入文字，创造了美轮美奂的书法。书法笔意写就奥运圣火，一泻千里，气势磅礴；提按顿挫，轻重缓急，如同运动员在赛场拼搏，扣人心弦，荡气回肠。”讲起《圣火》的设计理念，罗永辉至今颇为动容。
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创作者自然珍爱有加。但罗永辉的话语间，也掩不住对后来更名为《金镶玉》的《佩玉》设计的喜爱。“《金镶玉》奖牌采用的材质和形式，在夏季奥运会奖牌史上，前无古人，这也是纯粹的中华民族的元素和符号。中国自古就有‘以玉比人’的传统，这个设计具中国精神和风格。采用《圣火》是多了一件作品，而采用《金镶玉》却创造了一种形式。”
在北京奥组委奖牌评审委员会评委中，罗永辉是唯一一个既懂艺术、又懂技术的专家，在金属艺术的设计和技术加工的交融上，罗永辉的意见帮助了“金镶玉”方案的修改提高和最后确定。评审结束后，他又受聘担任奥组委奖牌设计制作工作组专家，同时负责上币公司与奥组委和其他相关企业的协调联络，身份很特殊，既要代表奥组委对奖牌负责，又要站在制造方的立场上与奥组委协调。
“会不会因为你是评委，奖牌生产自然而然地放在上海造币公司？”对于记者的疑问。他说不会，首先是因为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和上海造币公司这个品牌，是过得硬、可信赖的。但也有关系，毕竟能生产奖牌的企业不止一家。在奥运史上，相当一部分奖牌，并不在国家造币厂制造。
罗永辉当然深知，能为上海造币公司尽量把奥运奖牌的加工争取过来，也是他的光荣。实际上在评审时，就提到了加工，当时很多评委老师就说，“在永辉那边生产，他那是国家造币厂啊！”但即便得到认可，也要通过竞标。罗永辉提供的加工参数标准得到了评委们的高度认同，也代表了当时一般企业难以达到的最高标准。最终，凭借优异的工艺水平和长久以来的历史积淀，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中标奥运奖牌制作。
其实，个人和集体，就是这么相互成就，这本来就是普遍规律。
从奥运奖牌设计、评审、生产，直到颁发，罗永辉是唯一的全程参与者。那一天——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８日，为奥运奖牌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而赶去北京，一直忙碌到凌晨两点多，罗永辉才松了一口气。那一天，也是罗永辉53岁生日。
“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谁”
第二件难忘的事，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纪念币“建国30周年纪念金币”的主创之一。中国现代贵金属纪念币翻开了崭新历史篇章，罗永辉也站在了中国纪念币设计制作的起跑线上。
该套纪念币，也曾被人质疑“过于简单”。在罗永辉看来，这套纪念币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在于其简洁风格。那时，没有先进工具，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任何一笔都是手工原创，极其不易。
罗永辉说，非常庆幸的是，该套纪念币设计者们以建筑本身为主题，未加入流行的其它元素。而其中的一些小单元，又使整个设计，有了生活气息，有了生动活泼的氛围。比如，在天安门城楼上加了灯笼。注入这个传统元素，既象征喜庆，也烘托了气氛。比如，在人民大会堂前增加枝繁叶茂的树木，不仅丰富了画面，也有深刻寓意，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气象。
第三件难忘的事，是中国石窟艺术“麦积山”5盎司金币荣获“2006年度世界硬币大赛最佳金币奖”。这枚2004年春节期间设计的金币，其运用的中心和对称形式，极其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佛是俯视的，飞天是放射的又是向心的，这些形态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佛境和佛理。或许就是浓郁的中国审美风格，打动了评委。
这些年来，罗永辉一边实践，也一边在思考，在目前钱币设计异彩纷呈却也显杂乱的现状下，如何寻找一条既符合我们自己传统审美，又有主线可寻的更典型、更有代表性的中国 STYLE。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币设计工作结束之后，罗永辉渐渐淡出了金银币设计，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与空间，也给自己空间，让自己更多地跳出来，以求对中国钱币事业有更宏观的观察与思考。罗永辉说：“当年，我们怀着极大勇气闯入了这一个领域，并且取得一定成绩。这些年中国钱币事业异彩纷呈，传统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繁琐的、简约的、抽象的、写实的，各种各样的艺术样式不断涌现。”
在这条路上，罗永辉坦言，自己还没有成熟结论，还在尝试、寻找与总结；十几年来，逐渐形成和明确了的是“钱币感”的概念和内容。“钱币感”包括两个方面内涵，一个是它的加工方式决定了它的艺术方式，一个是它管理的方式。很多时候，设计师排斥领导层的干预或者参与，以为影响了艺术创作自由。但如果设计师在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逐步提升，能主动去运用和要求自己时，才能真正走向创作的成熟。因此，不要简单排斥领导意志，而要善于运用，这对于表现代表国家形象的钱币非常必要。
尽管在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上，取得了诸多建树，罗永辉却一直称自己从来都是不自信的。过去的作品，自己总能找出这样那样的毛病。他也从不办展览，始终秉持“默默耕耘，不逐名利，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原则。他总是强调，“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谁”；他总告诫同行要戒骄戒躁，“我们的设计师不要小看了自己，因为你很重要；我们的设计师也不要高看了自己，因为你没什么了不起。并不是我们有多大本事，是这个职业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离成功很近，伸手就可以够到天。所谓离成功很近，是因为我们得天独厚，而我们的作品一旦被选用，刻着的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感动与震撼中，创作公益艺术作品
4月7日晚，受邀参加成龙60岁生日晚宴的罗永辉，受野生救援协会委托，赠送其创作的《珍“犀”》定制版作为生日礼物，以表彰成龙长期以来对公益事业的关注。成龙是保护犀牛形象大使，而罗永辉也于2013年初受野生救援协会邀请出任“野生艺术公益大使”，并创作“野生救援公益艺术章牌”系列作品。
野生救援协会一直以“明星”宣传动物保护，拒绝动物制品。而作为社会艺术家参与其中，目前，只有罗永辉一人。
“受邀请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罗永辉说，“创作公益题材的作品，非常有意义。它不单单是一件艺术品，它具有更多社会意义。对于一件公益事业，我可以是一个参与者，而不再是一个旁观者，我能通过艺术作品来展现野生救援的意义与现状。”
“野生救援公益艺术章牌”系列作品共为六枚，主题分别为大象、老虎、犀牛、鲨鱼、海龟、蝠鲼。据罗永辉介绍，已发行的《大象》和《犀牛》，在艺术上既有延续性，又有差异性。《大象》采用了常规圆形，《犀牛》则选择了异形设计。《大象》的设计无论是表现挤占、掠夺还是吞噬、杀戮，归结到最后，都是指向那颗“牙”；而《犀牛》则另辟蹊径，犀牛角被挖掉了，犀牛耳是腾空的。而无论是《大象》“不能再简”的理念，还是《犀牛》借助幼鸟来表达情绪，在创作过程中，罗永辉都是既享受又难过的。“在我整个创作生涯里，这种情绪上的波动是很少出现的，自己被深深感动、被震撼，这种感动的深度远远超过以往创作经历”，罗永辉说，“这个项目超越了职业范畴的思考，希望能在公益路上走得更远，同时希望融入自己个人心境的系列作品，能唤醒人类，关注野生动物保护”。
在给新入厂员工培训中，罗永辉说：“我是主张要点个人奋斗精神的，要用心对待每一件作品，要用作品堆厚自己。”用作品说话，为历史留下“东西”，这是罗永辉的不懈追求，这也是艺术家们共有的执著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