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雕刻：吴云初、林峰
直径：90mm、银上色
发行数量：银30枚、重630克
正图：大龙头图及主题文字
背图：城煌庙舞狮舞龙图
铸造：上海新世纪纪念章有限公司
市场参考价：
7800元 舞龙在起源于中国的传统舞蹈。舞龙和舞狮，古时是在一年中的大型节日里面节目之一。随着华人移民到世界各地，现在的舞龙文化，已经遍及中国、台湾、香港、东南亚，以至欧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各个华人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标志。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上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都把“龙”作为吉祥之物，在节庆、贺喜、祝福、驱邪、祭神、庙会等期间，都有舞“龙”的习俗。
这是因为，“龙”是中国华夏民族世世代代所崇拜的图腾。在古代，中国人就把“龙”看成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的神奇之物。数千年来，炎黄子孙都把自己称作是“龙的传人”。
早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就有杂记记载了这样的壮观场面：为了祈雨，人们身穿各色彩衣，舞起各色大龙。渐渐地，舞“龙”成为了人们表达良好祝愿、祈求人寿年丰必有的形式，尤其是在喜庆的节日里，人们更是手舞长“龙”，宣泄着欢快的情绪。
全国的龙舞有上百种，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和发展，表现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舞龙能受到如此的喜爱，与它的群众性、娱乐性是分不开的，民间传说：“七八岁玩草龙，十五六岁耍小龙，青年壮年舞大龙”。
耍龙的时候，少则一两个人，多则上百人舞一条大龙。最为普遍的叫“火龙”，舞火龙的时候，常常伴有数十盏云灯相随，并常常在夜里舞，所以“火龙”又有一个名称叫“龙灯”。
耍龙灯的时候，有几十个大汉举着巨龙在云灯里上下穿行，时而腾起，时而俯冲，变化万千，间或还有鞭炮、焰火，大有腾云驾雾之势！
下面簇拥着成百上千狂欢的人们，锣鼓齐鸣，蔚为壮观，好不热闹！
这种气势雄伟的场面，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情绪，振奋和鼓舞了人心，因此，舞“龙”成为了维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乐章，也体现了中国人民战天斗地、无往不胜的豪迈气概。
灯节虽始于汉初，盛于唐宋，但“舞龙”的习俗，相信是承继殷周“祭天”的遗风。龙在历史文籍的记载中出现的时间极早，而且“舞龙”包含“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原有“祈年”的意思。古人民智不开，大概由于龙在神话中是海洋的主宰，威力无穷，而海洋主水，龙也就很自然地做了农作物的司雨神。民以食为天，谷物是维持生命的根本，间接也就操纵了人类的生命。按这意义敷衍，龙的重要性竟是超逾了祖宗——帝舜、契和后稷。如此，龙被古人奉为“吉物”出现在庆典祭祀中，自舞龙然也不足为奇了。《礼王制》称：“宗庙之祭，春曰钥，夏曰衤帝，秋曰尝，冬曰烤”。人们所以要舞龙，与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中对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知识有关。他们幻想龙是管雨的，想以舞龙来祈求神龙，以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民族。综观各地、各族人民的舞龙表演，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常见的有火龙、草龙、毛龙（贵州石阡）、人龙、布龙、纸龙、花龙、筐龙、段龙、烛龙、醉龙、竹叶龙、荷花龙、板凳龙、扁担龙、滚地龙、七巧龙、大头龙、夜光龙、焰火龙等近百种之多。龙灯的节数一般为7节,9节和13节。从久远的年代起，舞龙活动经久不衰，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舞龙不再是某一民族独有的“自喻”项目，而是属于各个民族的了。今天，在我们祖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龙”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舞龙的创造和流传是全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一部分，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所喜爱。 灯节中的花灯种类繁多，诸如花卉、虫鸟、百兽，应有尽有，唯其中最特出而又巨大的，则数“龙灯”。
今俗新年有“闹龙灯”之戏。闹龙灯就是“掉龙灯”，因龙灯长巨且重，锣鼓声中昂首摆尾，蜿蜒游走，非数十多壮汉，举竿来回奔走，不足以操御。“掉”是摇摆，作动词解，也就是“舞龙”。
吴云初，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动作设计师、1941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64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同年进上海美影厂。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参加了近二十部剪纸片的创作工作，其中他担任主要动作设计的《鹬蚌相争》多次在国内外获奖，他本人也因此获厂颁发的“优秀动作设计奖”。他还为七部影片担任造型设计。他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影协上海分会会员、中国动画学会会员，上海剪纸学会会员。
吴云初导演是国家一级美术设计师、国家一级动作设计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动画家学会会员、中国剪纸学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近四十年，为《葫芦娃》等九部影片做了造型设计，为《鹬蚌相争》等十多部影片做主要动作设计，并导演了《蝶双飞》、《雪狐》、《魔鬼芯片》等十余部影片，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绘制多部优秀的彩色连环画作品，如：《葫芦兄弟》（岭南美术出版社）、《钟爷爷讲的故事》（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出版）等。
吴云初与赵丹夫人
黄宗英在上海会面。1946年冬天，黄宗英第一次拍电影，在影片《追》中，饰演女主角，开始从舞台走上银幕，紧接着，她又在另一部电影《幸福狂想曲》饰演女主角，这个偶然的机会，使黄宗英的命运，与赵丹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黄宗英：我第一次见他，他一个袜子是这个颜色，另一个袜子是那个颜色的，我说这个人就是没人管的人似的，好象挺…不修边幅。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很同情他。 拍摄《幸福狂想曲》时，赵丹刚经过多方营救，从盛世才的监狱中出来，回到上海不久，1939年，赵丹前往新疆，希望能够推动当地的戏剧活动，一方面寻求机会去苏联，结果被盛世才扣押，赵丹在新疆经过了长达五年的牢狱生活。在这期间，他的家庭也分崩离析。黄宗英的出现，让赵丹一见钟情，于是一部《幸福狂想曲》拍摄的同时，也成就了黄宗英与赵丹的幸福进行曲。当影片拍摄完成时，他们两人已经深深坠入了爱河。这年，黄宗英22岁，赵丹32岁。 黄宗英：后来我们快要拍完了，他说“我觉得你就应该是我的妻子”，我没说话，就允诺了。就这么简单，不像他们写的，两人还说挺酸的话什么的。 这可能是我跟他结婚的理由之一，我觉得我愿意为他带孩子。 黄宗英对赵丹的爱情和思念是显而易见的，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结合也许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和阻力，但是黄宗英回忆起来语气却是平静而且平淡的，我想在她心目中，她一定认为她和赵丹的结合是命里注定的。 《幸福狂想曲》上映后，黄宗英自然纯熟的演技和年轻漂亮的形象，使众多影迷为之倾倒，黄宗英也引起了不少导演的关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黄宗英又参与了《丽人行》等多部影片的拍摄。 1948年末，就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黄宗英与赵丹一起出演了《乌鸦与麻雀》这部电影，《乌鸦与麻雀》被认为是40年代后期，喜剧电影创作中成就最突出的作品，也是让黄宗英引以为荣的代表作。这部电影拍了中间隔了挺长时间，解放前拍了一部分，解放后拍了一部分。解放前拍这个戏的时候是比较属于白色恐怖很紧张的那个时候。 黄宗英：我们的编剧，是陈白尘，他已经在黑名单上了，已经不见了。我们真正的剧本是搁在摄影棚顶棚灯光台那儿。送给国民党审查的是另外一个剧本。我们打麻将还老吆喝，使沿街的人知道我们是在打麻将。剧本是在旁边的桥牌桌上，他们其实在编剧本。 黄宗英说她一生历经坎坷，解放初期的那一两年，也许是她生命当中最单纯最快乐的一段日子，用她的话说，那个时候她不找事儿，事儿也不来找她，所以她至今还很怀念那个时候北京的蓝天。 正当黄宗英觉得日子过得格外舒心，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中国电影事业刚刚迎来一次大发展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电影创作人员，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被卷入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中，那次运动，是由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发的。影片中，赵丹扮演武训，黄宗英也出演了一个角色。《武训传》讲述了出身贫寒的武训，几十年行乞卖艺，积攒善款，筹办义学的曲折经历。这部影片最初上映的时候，曾让许许多多的人为之感动。 黄宗英：放的时候，大家伙都说这片子太好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站起来向我们鼓掌，等于武训办学的精神好象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以为要得毛泽东奖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