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雕刻，堪称造币制模工艺中的一门绝活。它是在坚硬钢模的方寸之间，直接用凿子和刀子手工雕刻。如今能够熟练地掌握这门绝活的传人，在国内已经寥寥无几了。
上海造币厂的手雕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融汇中西技法，具有自己的特色。所谓“中”，是指采用传统的我国银楼用凿子加工首饰及徽章厂用凿子雕模的方法，50年代初上海造币厂聘用的陶秉麒技师可称这方面的代表。所谓“西”，是指吸取西方国家如意大利、法国用刀子刻模的方法，上海造币厂的董益谦老技师可称这方面的代表。陶技师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用凿子雕刻模具的陶氏三兄弟之一；董技师是解放前天津造币厂所聘意大利雕刻专家的嫡传弟子。我的手雕技术就是师从这二位师父学出来的。
回忆当年学艺，条件非常艰苦，刀子、凿子、榔头等工具，都是在师父指导下自己动手做的，从坯料锻打，到锉成型，到淬火，道道工序都得要学，还要学会钳工的基本功。那时年纪轻，精力充沛，经常坚持下班后继续练功，直到晚上九、十点钟。在师父手把手传授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那时做了不少习作，最大的刻过恩维尔·霍查坐像，尺幅170×160毫米，最小的刻过直径21毫米的试样币，图像为女民兵，还仿刻过一些外国钱币，如荷兰盾等。60年代初，又试刻过一些伟人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只作为技术练兵，不生产产品，最多打打样品而已。
改革开放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我国纪念币(章)的生产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这门手雕工艺才大有用武之地。我经过反复琢磨决定把宋代名画移植到大铜章上，发挥手雕工艺的特长。想法虽好，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图画与浮雕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一中一西，风格迥异。我选择了宋人林椿的《葡萄虫草图》和《荔枝腊嘴图》作为章的正面图案，这是两幅工笔画，线条细腻，风格写实，画中的蜻蜓、螳螂、腊嘴等虫鸟形态逼真，雕刻起来较易表现。章的背面我配上具有宋代苏体风格的“宋人画选”四字，使书画结合，和谐统一。
雕刻时，凿子和刀子并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法：用凿子雕刻，是先把图案描绘在透明或半透明的纸上，翻过来贴在钢坯上，用洋冲根据图纹线条以榔头击打而成；而用刀子雕刻，则是在透明的赛璐珞纸上用锋利的划针描下图案，然后在钢坯上烫蜡，待冷却后，再从赛璐珞纸上把图纹过渡到烫过蜡的钢坯上，最后用刀子中的线刀刻线落样。两种技法不同，效果也各有千秋，凿子功工整挺括，刀子功细腻柔和。我在雕刻中，以刀子雕刻为主，辅以凿子雕刻，也就是用凿子进行粗雕，用刀子进行细刻，凿子雕刻主要运用在阴纹(凹模)上，刀子雕刻主要运用在阳纹(凸模)上，浮雕作品主要是依靠刀子在阳纹上雕刻来完成的。
操作中，我还根据具体情况，开动脑筋，灵活运用。例如雕刻葡萄串，按传统做法，是先做一把一粒葡萄形的凿子，然后一粒一粒在阴纹模上套打而成。这样做，一串葡萄颗颗形状势必雷同，缺少变化，也就没有生气。我将刀子与凿子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按照原画在凸模上将葡萄一粒粒雕刻出来，颗颗造型富有变化，层次分明，保持了原画风貌。在虫鸟和叶脉的细部处理上，我同样运用刀凿结合灵活使用的方法，依靠手上的功夫精雕细刻，增强质感，使其达到栩栩如生的境界。作品完成以后，得到了行家的好评。
大铜章的直径一般都在60毫米以上，幅面比之一般币章开阔得多，手雕操作更能够得心应手，操作者更能够淋漓尽致地展露才华。但是，手雕毕竟是手工操作，费时费力，远远不能适应今天大生产的需要，这正是它的局限性。在这点上，它要比现代化的轻便快速的机器缩雕和电脑制模逊色得多。然而，作为制模雕刻的一种特殊手段和辅助手段，今天它仍然有着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生命力，它在某些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尤其是机雕无可替代的作用，更是不容漠视的。
叶柏林
